從小我們都被灌輸說精子能夠成功受孕，是跟數億個精子競爭中脫穎而出，只有最快最強壯的精子才能夠成功受精。 ⠀⠀ 大人們用這樣的故事告訴我們，人生從開始就是一場競爭遊戲，你不幹掉別人，就等著輸掉遊戲，所以⋯⋯

被取消的航班 2018年的一天，我從洛杉磯回國，乘坐凌晨一點的國航航班，馬上要登機了，我站在登機口。突然，廣播通知，飛機上的一個小燈滅了，由於找不到原廠配件，所以飛機停飛。我的天，竟然有這種事情！深更半夜，幾百個乘客走東撞西，呼啦啦跟著跑到這邊，又呼啦啦跟著繞到那邊，驚慌失措。突然有人高呼：“去拿行李。”於是跑到堆積著湧出的傳送帶上尋找自己沉重的箱子。隨即又是排隊，男女老幼黑壓壓地像呆鵝一般,排在不朝前移動的隊伍裡。極度疲乏委頓的一張張臉，沒有希望的等待，不知多少個時辰，終於把太陽等了出來，天際線一抹光明。忍無可忍，我走到最前面的櫃檯，問工作人員如何改簽最簡單？她拿過我的護照和機票仔細看了看，說最簡單的方法是你坐今晚同樣的航班，現在就給你定好同樣位子。我點頭同意，然後叫了出租車離開。夜裡，又返回機場，重複了前一晚的活動，檢票，過安檢，到休息室喝咖啡……,但這次終於上了飛機。我走進機艙，立刻就後悔了，因為這種型號的飛機所有的位子都是雙人的，我則習慣坐單人的位子。我的座位靠窗，旁邊靠過道的座位上已經有人，是個長相斯文，外表五六十歲的美國男人。我走到那一排停下，他立刻就站起身來，幫我把手提箱放進上方的行李艙，並讓我進入坐下，我表示了感謝，雙方無話。這番折騰令我疲乏至極，我跟空中小姐要了一杯白水，吃了片鎮靜劑，並告知不要叫醒我用餐，然後就面朝里面，試著蒙頭睡去。沒多久，我醒了，睜開眼，發現旁邊的男人在讀書，他開的是閱讀小燈，還用枕頭把射到我這邊的微弱光線擋住，很少有這麼細心的旅客。我坐直了身體，轉頭看了看他，問：“去北京嗎？” 他點頭說是。 “第一次？” 他笑了。 “這是今年的第12次”。 “喔！”我驚嘆道。 “做什么生意需要這麼頻繁？” “醫療設備。” “那可是熱門生意，不過你看起來不像個商人。” 我有點調侃地說。他笑了。 “我是個醫生，腦外科手術醫生。” “啊，肅然起敬。” 沒話找話，我又說：“我也曾經認識一位腦神經外科醫生，哈佛畢業的。” 他迅速瞥了我一眼，眼神似笑非笑，一絲狡黠，我突然覺得熟悉，想不起在哪裡見過，怔了一下。 “哈佛畢業的腦外科醫生我也許認識。”他說著拿出一張名片遞給我，我接過來湊近去看，又把名片放得遠一點，仔細地看上面的名字。我使勁兒眨了眨眼睛，去皮包裡找到眼鏡兒戴上。名片上明白地寫著：約翰艾德勒 John Adler 哈佛醫學院畢業斯坦福大學醫學院教授，我呆住了，驚得心臟都要蹦了出來。我轉過頭，無顧忌地凝神盯著他。藍眼睛，沒錯，金發，沒錯。不同的只是……, 臉上的皺紋。歲月無情，惆悵之情在我心中漫起。他此時也微笑猶疑地轉頭看我。 “怎麼了?” 我輕嘆了一口氣，“沒事兒。” 沉默了好一會兒，我說：“你肯定認識他，因為他就是你。” 劇本的伏筆 1991年，我參與創作了十集大型紀錄片《太平洋世紀》，該片獲得了當年的艾美獎，製作人是兩次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獲得者亞歷克斯吉布尼。影片剛剛殺青之際，製片人亞歷克斯問我：“你知道比爾·莫耶斯嗎？ “哦，當然！”我答道。 “美國最著名和最受人尊敬的電視評論家。” “我向他推薦了你，他要為PBS（美國公共電視台）拍一部關於中國醫學的電視系列片，劇組急著要見你。”亞歷克斯說。第二天，我就飛到了波士頓，住在這部即將要拍攝的片子的製片人艾麗絲女士的家。記得當地天氣悶熱潮濕，艾麗絲廚房的台子上堆滿了世界各個地收集的咖啡杯子。我趴在客房的床上，一遍又一遍地看莫耶斯主持的著名節目。艾麗絲說，和別的組員約好了一起到波士頓市中心吃晚餐。艾麗絲開車在很窄的街道上繞來繞去，好不容易停下車來，停車費比洛杉磯的還要昂貴。我們走進一家燈光很暗的講究西餐館兒，看見兩位穿著正式的男士已經坐在那裡等候。大家彼此相互介紹了一番。稍高一點兒的男士名叫大衛，是個猶太人，外形特徵很明顯，紳士派頭十足，小鬍子修剪得精美。大衛是哈佛醫院的醫生，也是我們要拍的紀錄片的醫學顧問，他曾研究中醫，多次去過中國。接著，大衛介紹了他的同伴：約翰艾德勒，腦神經外科的手術醫師，曾是他哈佛醫學院的同學。約翰金發碧眼，皮膚白皙潔淨，長相非常聰敏，類似小說裡的哈利波特。他說話機智幽默，常常引得我們發笑。艾麗絲簡單講述了行程安排和拍攝計劃，她派我提前兩週去中國做籌備工作，我和大衛交接了一下，了解了所要接洽的單位，醫生和病人，還有拍攝地點以及所需要的一切事宜。閒談時我問約翰去過中國嗎？他搖頭。但他又馬上說他的祖父曾在遙遠的年代跟遙遠的中國做過生意。大衛笑著調侃說：“約翰可不是一般人，他絕對是個夢想家！” 約翰有點羞澀的樣子，但眼神迅速狡黠地一閃，遂神采奕奕地反唇相譏。從我旁觀者的眼光看，他們是競爭者。這就是我跟約翰艾德勒的第一次見面，乏善可陳，他和我們要拍的片子沒有任何交集，只是偶爾參加了我們的晚餐。儘管離開時，大家都客氣地說，一定後會有期，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彼此也就淡忘了。沒想到，二十多年後竟然在飛機上重逢，如同電影中的情節。我覺得好笑，又有點悵然，老天可真是幽默，時不時來點這種，調節生活的乏味。夢想家的邏輯接下去的情景。大家可以自由發揮想像力，儘管這算不上什麼奇緣，但足以令我們二人激動興奮了一陣。他說難怪覺得我很面熟兒，但不敢冒昧詢問，因為亞洲人看起來很相似，就像在中國人眼裡的老外，長得都一樣。他還一再地告訴，當年在PBS看了我們的片子，記憶猶新，非常喜歡，內容比我還熟悉。他談比爾莫耶斯，談大衛……, 我打斷了他，說如果昨晚的飛機飛走了，就不會出現今天的巧遇，飛機不飛，估計就是為了這冥冥中的緣分。平靜下來後，我問他，大衛曾說你是個夢想家，夢想實現了嗎？他微忖了一下，篤定地輕輕點點頭。 “快實現了。” 他告訴我這幾十年來，他主要只做了一件事，發明了一種射波刀，已經試驗成功了，在美國，歐洲，日本，韓國，中國等地治療上百萬的病人。他還用此機器人給史蒂夫喬布斯做過成功的手術，延長了他幾年的生命。我請他用老百姓聽得懂的語言描述一下。他想了想說：射波刀是非侵入式地手術，換句話說，就是動同樣的手術但不需要切開病人的身體，用射線切除體內惡性和良性的腫瘤。手術時間短暫，無痛苦，安全性遠超出傳統手術，且沒有恢復期，做完手術病人立刻復原。他最近還發明了專門做腦部手術的機器人ZAP-X，第一台安裝在美國，第二台安裝在了中國北京的301醫院，已經馬上完成中國政府要求的臨床試驗。他頻繁去中國的原因就是為了演示，講課，培訓及一切有關的事項。他又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腦外科手術，人腦的精密使得手術很容易出現這樣或那樣的狀況，ZAP-X就是專門為治療頸部以上的腦腫瘤發明的，此機器人極精準，由電腦控制，比他過去的射波刀在技術上有了質的提高，設備體積小，容易安裝，價錢合理，目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設備，是本世紀醫學界革命性的突破。我說：“這聽起來太不可思議了，你的意思是切除腦腫瘤不用再開顱了？” 他點頭。 “真的嗎？”我又問。他笑了，又點頭。 “真的。” 你太厲害了！大家都知道嗎？為什麼來中國？我有點激動。因為中國的腦腫瘤病人最多，有些特殊的地區，比如中國的東北，腦瘤發病率非常之高。是的，我曾經有個非常好的員工，想起來就讓我很難過。我的那位員工，他少年時住在東北，後來患了腦膠質瘤，動完手術大夫都沒有把他的腦殼合上，為了下一次復發時再度手術。後來他過世了。我說。約翰說：“99.9%的病人還不知道ZAP-X，目前這是全球最先進的醫療技術，需要一個宣傳和教育的過程，需要時間，因為這不僅僅是技術問題，還牽扯無數其他的因素，比如，它將改變固有的醫療生態鏈，這是最難的，因為無數醫患間的利益盡在其中。但無論如何，它都是人類醫學的方向，就像是電腦互聯網會改變人們的生活，亞馬遜會改變實體店，奈非會改變好萊塢院線。他拿出手機，找出ZAP的照片給我看，那是一台非常夢幻閃著深邃紫光的半圓形設備，照片裡設備的旁邊還站著四個人，有當年的時任美國總統，約翰艾德勒，郭台銘和軟銀的孫正義。我驚嘆地說：“ZAP看著很漂亮啊，你是如何發明的？太不可思議了！” ZAP絕對性感，她很性感。約翰毫不掩飾自己的自豪，就像在描述他的愛人。他很平和地接著說：“開始時只是個想法，然後就去做，從ABC的第一筆做起，一點一點，一步又一步，幾十年，經歷了無數次的失敗……, 就是這樣。嗯，夢想……,一年救治400萬個病人，那就是我的夢想。我沉默了，不知自己能說些什麼，語言在此時顯得蒼白。清晨5點50分，飛機降落在首都機場。分開前我倆互加了微信，留了電話號碼，彼此叮囑不要再斷了聯繫。我看見有人舉牌來機場接他，他走到出口時還回頭跟我揮了揮手。當天下午5點鐘左右，我在公司開會，突然收到了一條短信，是約翰發過來的，他說他在首都機場等飛機，晚上飛回美國矽谷。我回复說你的節奏也太快了吧，我還準備倒完時差，請你去大董吃北京烤鴨呢。中產階級的本色晚上回到家，我在互聯網上查看約翰艾德勒的信息，得知他原來是個名人。約翰艾德勒，他不僅是頂尖的腦神經外科醫生，是斯坦福大學醫學院的榮譽教授，是射波刀機器人的發明家，是美國《 Cureus》醫學科學雜誌的主編，是個創業公司的創始人，是ZAP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而且，他還永遠努力渴望做一個正派的好人。看他有如此多的職位，覺得這人活得可真累，太不好玩了，最好不要跟他做朋友，人生苦短！我總是好奇，人類歷史上這些天才們都是如何被造就的？我連做好一件小事都覺得困難，可你看看他們：達芬奇，他不僅是著名的畫家，雕刻家，音樂家，數學家，解刨學家，甚至還會造大砲打仗。再看本傑明富蘭克林，他不僅是印刷工，作家，出版商，科學家，教育家，政治家，外交家，還是美國的開國元勳。更過分的是那些跟咱們同時代令人眼花繚亂的喬布斯和馬斯克們，簡直就是上帝派來的外星人。毋庸置疑，艾德勒也是他們這些奇人中的一個。不過，艾德勒沒有那麼遙遠，他觸手可及，你問什麼簡單幼稚的醫學的問題，他都會迅速地回复你。當我查到了他在2009年秋天寫的一篇案例文章，講述了他發明射波刀的過程，仔細讀完，被深深地觸動。他的研發過程一直短缺資金，四處籌錢，不僅掏空了自己的口袋，還掏空家人，朋友和同事的錢包。無數次地面對失敗，面對冷落，面對承諾的背叛，更甚之的還有被羞辱，被他人稱為愚蠢的艾德勒。但他沒有放棄，一生一世地堅持，真是有鐵一般的意志。文章裡總結的那些教訓和反省文字，讀來令人莞爾，但也有點心酸，因其毫不遮掩的誠實： * 創業時不可能做好所有的準備，冒險精神和天真不一定是壞事。 * 儘管機會多是留給準備好的人，但運氣更重要。 * 當生活給你檸檬時，你就擠檸檬水。 * 不要低估三個F：朋友，傻瓜和家人（friends, fools and family）。 * 乞丐無權選擇，但要提防失去價值的交易。 * 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壞的準備。 * 時間不會等待。 * 堅持你的所愛。後來我和約翰常常隔著大山大海地在空氣中聊幾句。我說讀了他的段子，讓我想到了本傑明富蘭克林，尤其是那句“如果你不能用才華說服他們，就盡量混過去”。說完，我樂，他也樂。他說富蘭克林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在哈佛上大學時，他曾獲得富蘭克林獎學金。他還說，自己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高中畢業全憑個人努力考進了哈佛大學。從年輕時我就一直想弄明白到底什麼是所謂的美國精神，什麼是美國社會的基本價值觀？我仔細地多遍地研讀過富蘭克林理論，老實說，覺得特小兒科。他的那些窮查理格言就類似是中國給孩子讀三字經：“香九齡，能溫席；融四歲，能讓梨”之類的人倫義理，跟中華傳統文化的道德觀一摸一樣，是普世的。他說的都是絕對實用主義的大白話，讓中產階級通過勤儉，奮鬥，誠實，幫助他人，算小賬，賺錢，致富，從而進入精英階層，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他不懼威權，相信社會階層的流動性，而非固化。美國的精英階層由兩部分不同人組成，一部分是含著銀勺子出生的有世襲背景的上流社會，另一部分則是以富蘭克林為代表，通過自我的努力工作獲得成就或財富而進入精英階層的成員。過去兩三百年的文學作品中，不乏有嘲諷後者庸俗化的美國佬新形象，這些中產階級學會了精英們高雅的談吐舉止，也保留著工人階級的勤勞本質。我是一個學藝術，並受浪漫主義影響極深的人，從很小的年齡起就推崇情感，追求精神的高貴呼喚，所以富蘭克林這種缺乏激情，過於平淡，鼓勵人們追求財富，精打細算的那種“老婆孩子熱炕頭”，完全沒有英雄氣概的哲學，對我根本沒有吸引力。可你敢說這些智慧超凡的科學家，政治家們不夠深沉嗎？儘管他們的價值觀簡單到了令人感覺是世俗的膚淺，哪裡比得上咱們中國文化里諸多夫子們那些高深和話中有話的奧秘，更談不上去比較歐洲哲學思潮中各種精湛崇高的理論了。然而，就是這種具有鮮明中產階級特徵的樸素實用主義被推崇備至，形成了坦然自若的美國精神。用我們的俗語說，就是本色，雙腳牢牢地踩在地上。他們少了貴族的清高和傲慢，更加包容，對待社會問題開明靈活，尊崇努力和奉獻精神。就像很多好萊塢大片裡刻畫的那些人物，他們都是極普通的小小老百姓，過著最簡單的生活，嘴裡不會說大道理，更不高貴，他們低調，甚至被忽略，但在各種危難中，他們往往會挺身而出，釋放人性的光輝，隨即，又消失在平凡之中。思考是毒品，一沉思就會漫無邊際…… 總之，是約翰引起了我很多的思考。醫生的責任 2020年疫情期間，我被困在洛杉磯哪裡都去不了，約翰說他也被困在矽谷，每天擔憂北京的ZAP。他邀請我去親眼看看他的設備，於是我打完了疫苗就開車6個小時去了北加州灣區。那是晴朗的一天，我下午到達了ZAP公司。約翰先帶著我參觀了各個部門，我看到的都是專注的科學家和工程師，與我熟悉的電影公司差別巨大。我還見到幾位中國員工，其中跟我交談的一位是清華大學畢業的，他用中文跟我解釋了很多原理。最後，我親眼看到了展示台上的設備ZAP-X，令人驚艷，很神奇的感覺。約翰和我在設備的旁邊留了影，我倆兒都還戴著口罩。之後，他說出去走走，於是我們就沿著海灣散步。我說你已經是這麼著名的醫生了，收入這麼高，你是為了錢嗎？為何勞民傷財給自己找這個一輩子的麻煩？他說常人很難理解腦科手術大夫每天要面對的，那時常是生與死的選擇，他經歷的最大快樂是看著病人得救，最大痛苦是目睹死亡，尤其是孩子們的死亡，真的令人心碎。有一次，他去參加一個葬禮，他哭得比逝者的親人們還要傷心，無法自已，家屬們反而不斷地安慰他。他說：“我無數次地不想再做下去了。” 我沉默了一會兒。 “現在中美關係這麼差，你把最好的設備帶去中國難道就不怕美國人恨你？中國人也同樣會恨你。” 約翰愣了一下。 “我是醫生，我的第一責任是救助病人，不管他是非洲人，亞洲人，歐洲人，還是美國人，認識不認識，對我來說都一樣的。而且，中美只是競爭夥伴，不應該愚蠢地相互仇視。” 我看著他的臉，突然覺得他怎麼這麼幼稚。我注定要做我該做的事，和金錢榮譽無關，也是對至今沒有得到最佳治療的數百萬癌症患者的責任。我統計了一下，每年差不多有三四百萬的腫瘤患者，我並不認識他們，但我確實覺得我有責任。他很輕聲地說。有人被封為英雄是因為他殺死了多少敵人；而救了多少人，甚至救了包括“敵人”的人，也能被算成是英雄嗎？我的腦海裡倏地閃過這個念頭。 “我是個最普通的人，非常不情願選擇這麼難的事，但我不做就沒人會去做。沒辦法，命裡註定的，無法推卸。實在太累了。”他又說。我問：誰是ZAP公司的投資人？ A和B輪投資人是郭台銘先生，我非常感激他。他答。我有點吃驚。坊間對郭台銘的負面新聞消息頗多，他在人們的印像中是個專橫跋扈，貪婪無情的資本家。你怎麼認識他的？ “他的弟弟是我的病人。” 他停頓了一下，“郭台銘是少數對社會有責任感的有錢人，也許他表面上不那麼溫和。絕大多數的資本家，只追逐更快地獲得更多的金錢，並不覺得他人的死活跟自己有何相干。他們隨時會違背承諾。他接著說：“我認為富人對社會有付出的責任，獲得大量金錢的人，需要真誠地付出，否則就沒有人類文明和科學的進步與延續。同意，沒有佛羅倫薩的美第奇，當代人也許就看不到今天的米開朗基羅。”我點頭。此時，我對郭台銘舉手加額。那天有微風，海岸邊開著艷黃色的加利福尼亞的罌粟州花，細細的花桿被風吹得搖弋，那動感愈發顯得漂亮。我們沉默地走，各自想著心事。約翰看我盯著那些花兒看，緊張地說你可不能摘啊，法律規定的。我斜眼瞟了他一眼，心裡好笑。最後，我說：“我幫你。” 他扑哧地笑了出來。 “你又能幫什麼？” 是啊，我又能幫什麼。我既不是有錢人，投資商，也不是科學家，工程師，說到底，只是一個無用的人。我茫然自嘲地苦笑了一聲：“不知道……” 是的，我無法為他做什麼，但他卻有可能幫助我們。天有不測風雲，萬一哪天咱們的家人，朋友，同學，親戚，老師……,不幸罹患了腫瘤，而又到了束手無措時，或許他能給我們帶來一線的希望。所以，請記住這個名字：約翰艾德勒 John Adler 2021年8月7日於洛杉磯

一段被淹沒的史實～～中國在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是如何得來的？閒雲野鶴按語：我從未知曉這段歷史，當友人把此文轉發給我時，我立即閱讀，看到一半處時我已熱淚盈眶。看完後，我的雙眼模糊了，我站起來望著窗外，抬頭是藍天白雲，低頭是一片綠葉，一株玉蘭還在綻放,亭亭玉立。我默然站立，心潮起伏，想著中華男兒在二戰中遠渡重洋，參加了二戰中決定性的諾曼第登陸戰，並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付出了死傷二萬餘人的代價。我的眼眶含著熱淚，低垂下頭，肅然向這二萬多名無名英雄、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默哀致敬！給所有的人回顧難以磨滅的中華民族血淚史，與曾經被扭曲的歷史真相....。讓我們全體肅立，向這兩萬多名的無名英雄們敬禮！高呼〝中華民族萬歲！萬萬歲！〞中國加油！中國人加油！這一段有關國民政府第52軍的光輝歷史，是由大陸內地一位有心的學者，萬里追蹤所發掘出來，身在台灣國民政府治理下的學者、史家---官方的有關單位，特別是軍方的史政單位，真該汗顏啊！二戰結束已經70多年了，東、西方對峙時的自由與共產世界也已改觀，所謂的「鐵幕」早已不復存在！雅爾達密約的幾個「巨頭」早已灰飛煙滅，誰還能有權「隻手遮天」？又有何理由去煙滅中國52軍兩萬多名英勇官兵的豐功偉業，為了中國人的榮譽與民族利益，犧牲性命，視死如歸，為美國陸戰隊(第一師)衝鋒陷陣，在他們之前第一波登陸，為他們打開血路，讓他們美國人去收戰果，當英雄！這些為解救歐洲人民，為民族利益而犧牲的英勇事蹟怎能讓它永被埋呢？朋友！讓我們：讓我們透過所有工具-----包括網路----向全世界傳播，如果您的外語能力能夠表達，請您盡其所能用外文(不論任何外文都好)轉發，讓外國人也知道羅曼第豋陸的成功，中華的52軍是位居首功的！當我們看到所謂的歐戰勝利「羅曼第豋陸」紀念活動，參戰國的國旗飛揚，碩果僅存的幾位參戰老兵，接受英雄式的歡呼時，我們不禁要為我們中國的52軍的烈士們抱屈-------當我們有一點能力為他們申張不平時，我們就盡些心力吧！一段被淹沒的史實中國52軍浴血奮戰諾曼第才使中國獲得聯合國常席位根據最新美國解密的文件，經過有良心的歷史學家的發掘，發掘出不爲世人所知的過去。蔣公在二戰期間，不但把目光放在了中國戰場，更放在了歐州戰場，而這些史實卻被教科書埋沒在歷史中，很長一段時間裏，國軍一直被認爲是無能的代名詞。殊不知，在一九四四年的諾曼底戰場上，一支國軍部隊用鮮血告訴了世界，什麽是國軍的血性。在二戰之後成立的聯合國當中，中國取得了至關重要的五常席位，從而獲得了國際事務的發言權。世人都以爲這個席位只不過是羅斯福等巨頭們的施捨，殊不知，它卻是由幾萬中國軍隊戰士的鮮血換來的，在美國最近解密的二戰檔案中，這段歷史真相才展現在世人的面前。讓我們把時鐘調回到一九四三年五月，此時二戰已經進行了四年。在東歐，經過斯大林格勒戰役，蘇聯已經轉入戰略反攻，納粹德國節節敗退。在西歐，經過不列顛空戰失敗的德國空軍早已無力控制英吉利海峽的制空權。在這種有利形勢下，丘吉爾和羅斯福在華盛頓舉行會議，商討在西歐開闢第二戰場的問題。同時，面對勝利的曙光，羅斯福初步提出了聯合國的構想，提議由英美蘇法中擔任常任理事國，擁有否決權。但是這個建議遭到了丘吉爾的強烈反對。丘吉爾認爲國軍在中國戰場上的表現極其糟糕，讓中國成爲常任理事國簡直是在“開玩笑”。羅斯福很明白的告訴丘吉爾，讓中國加入安理會的目的就是爲了戰後鉗制蘇聯。丘吉爾的回答是“讓中國人鉗制蘇聯？你認爲中國人的戰鬥力比義大利更強嗎？”羅斯福沒有爲丘吉爾的無知而生氣，反而是列舉了國軍在淞滬戰役，台兒莊中的優秀表現，試圖讓這位不瞭解中國戰場的朋友改變主意。但是從鴉片戰爭以來大英帝國所積累的對中國的蔑視感不是幾句話能消除的。爲此，羅斯福又拿出了一個解決方案，提出在第二年進行的開闢第二戰場的戰鬥中，讓中國軍隊參與進來，如果證明“其戰鬥力符合一個常任理事國的標準”，那麽丘吉爾就不得反對中國進入安理會。對這樣的折衷方案，二人達成拹議。在與丘吉爾達成協議之後，羅斯福將此消息知會了正在美國進行第一夫人外交的宋美齡。蔣夫人雖然對丘吉爾的無理感到生氣，但是這位有著強烈政治直覺的女人知道，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最好機會，一旦進入安理會，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就將確定。於是宋美齡在得知這一消息的第一時間就將其告訴了蔣介石。此時的蔣介石正爲日本對重慶的轟炸心煩不已，但是得知了這個消息之後，他難得的從躲了兩年的掩體當中走了出來。雖然正面戰場上日本給國軍的壓力依然很大，但是蔣介石還是決定抽調駐守雲南的五十二軍，爲即將到來的歐洲戰役做準備，幷且指示宋美齡爲這支部隊爭取到足夠的裝備。在宋美齡的斡旋下，羅斯福對蔣介石提供了一切可能的援助，幷且在運力吃緊的情況下，將五十二軍運往夏威夷，由美軍陸戰一師對其進行訓練，同時按照重裝部隊的指標，爲其配備坦克大炮等裝備。在半年的時間裏，五十二軍的將士們在陸戰一師嚴苛的教鞭下，進行著艱苦卓絕的訓練。首先一關便是體能訓練，要求所有人的萬米成績必須達到十八分鐘，否則就要淘汰回國。面對陸戰一師“東亞病夫”的嘲笑，五十二軍的將士們夜以繼日的訓練。幷且在隨後的兩軍運動會中，以壓倒性的優勢戰勝了陸戰一師。除此之外，戰術，武器的操練都堪稱魔鬼般，但是將士們克服了種種困難。在一九四四年初舉行的一次演習當中，五十二軍用了一個小時，就攻克了陸戰一師把守的灘頭。從此之後，陸戰一師再也不敢小看五十二軍的將士，甚至瓦胡島上的姑娘們，見到了五十二軍的將士們，也會送來飛吻，常常惹得害羞的中國小夥面紅耳赤。時間過得飛快，轉眼就到一九四四年五月，在和護士們舉行了最後一場party之後，將士們準備出發了。這一夜，軍長ShirWong中將特意爲士兵們放了一個晚上的假，因爲他不知道自己手下這些可愛的士兵以後還有沒有機會再回到這些美麗的護士身邊。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大霧籠罩著諾曼底的海灘，五十二軍將作爲盟軍的先頭部隊，打響對德國作戰的第一槍。其中第二師在Wat-LongLim的帶領下，負責左翼突破，第二十五師在師長YuepShir帶領下，負責中路的攻堅，而195師的師長LimYoung則負責帶領本部對右側進行佯攻。和他們幷肩作戰的是美國的王牌部隊，也是他們的老師——陸戰一師。在炮擊和轟炸之後，慘烈的登陸戰開始了。第一個登上灘頭的士兵沒有留下自己的名字，我們只知道他有個很淳樸的外號“劉大棒槌”（WoodenClub,Liu)，這應該是一個山東漢子。在他踏上灘頭的一瞬間，就被德軍的二十四磅榴彈炮炸飛，如今，世界忘記了他，中國也忘記了他，只是在塵封的文字裏，還有著零星的記載。負責中路的二十五師在德國的炮火之下受到了沉重的打擊，前面的一個碉堡吐出邪惡的火舌，吞噬著士兵的生命，師長石越見此，心急如焚。此時副師長Chung-GoSun主動要求組織一個十人的小隊，進行攻堅。在火力的掩護下，chung－gosun抱著炸藥包，匍匐前進，到了碉堡之下，一躍而起，托起炸藥包，高呼“爲了中華民國，前進”。一聲爆炸聲過後，橫在二十五師前面的攔路虎終於被拔掉，二十五師順利占領了灘頭，幷且建立起臨時陣地。左側突破的第二師在付出了五千人的代價之後也占領了灘頭，師長Wat-LongLim陣亡，由副師長Buk-Yee,Shar代理師長之職。相比之下，負責佯攻的195師很輕鬆的就拿下了陣地。此後的幾個月時間裏，三百萬盟軍從五十二軍守護的陣地當中登陸，源源不斷的向前攻擊，像一把利刃，插入納粹德國的心臟。原本這支部隊在經過短暫的休整之後，將要和盟軍一起攻克柏林，但是由於豫湘桂會戰的爆發，國內戰事緊張，他們被緊急抽調回國，留下了未能攻克柏林的遺憾。在得知五十二軍輝煌的戰績之後，丘吉爾終於不再反對中國成爲五常之一，於是在接下來的雅爾塔會議當中，確定了中國在聯合國當中的地位。抗戰勝利之後，五十二軍被調入東北，阻擊第四野戰軍。諷刺的是那位在諾曼底登陸戰中陣亡的Wat-LongLim師長，是林彪的表兄。手足相殘至於此，杜魯門也覺得很憤怒，隨著國軍內戰失敗，杜魯門對蔣介石極度不滿，於是將怒火發到五十二軍頭上，命令銷毀所有與五十二軍有關的公開資料，將五十二軍的功勞記在美國陸戰一師的頭上，因爲他認爲“這支軍隊已經喪失了他的血性，他不配擁有諾曼底戰役的榮耀”。在杜魯門的淫威下，西方國家也不再宣傳五十二軍的光輝戰績，敗退臺灣的蔣介石自顧不暇，而占領大陸的共産黨也不會允許對國民黨將士英勇抗戰的宣傳。在官方的記載中，只有“五十二軍在長沙會戰之後，駐防雲南，負責後方的安全”。瓦胡島上，有一群姑娘，在戰爭結束之後，每天都會來到機場和港口等候，等候那些讓她們心動的中國小夥凱旋。一年又一年，姑娘變成了老太太，等候的人越來越少，最終一個也沒有了。而那場揮灑了中國人鮮血與榮耀的戰役也就此塵封在歷史的記憶中。編者按：筆者在查閱二戰史料時，發現了史泰先生撰寫的一篇題爲《五十二軍浴血諾曼底，中國終獲五常席位》的文章，文中號稱根據美國最新解密檔，在六十多年前的諾曼底登陸戰中，國民革命軍第五十二軍用自己光輝的戰績向世界證明瞭中國軍人的實力和尊嚴，幷且爲中國爭取到了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席位，只是因爲政治和其他原因，這段歷史早已被故意淹沒在塵埃之中。筆者爲了查證那段歷史，決定遠赴臺灣和美國，尋找那個消失的真相。啓程...... 在計程車上，司機很快就發現我是大陸人，在和他的聊天當中，知道他是榮民的後代，這也正好省去了打聽榮民村的煩惱。汽車在臺北的大街小巷之中穿行，這座城市完全沒有北京那種宏大而浮躁的感覺，有的只是民國的精緻和完美。半小時之後，我到達了目的地——榮民村。行走在榮民村，耳邊傳過的是各種方言，四川話，湖南話，河南話。我不斷的向那些悠閑的老人們打聽，問他們是否認識五十二軍的士兵。終于，在一位老兵的帶領下，來到了一座小屋門口，老兵顫巍巍的敲門，用那鄉土味十足的四川話叫到“範伢子，有人要采訪你哦”。一會功夫，一個精神矍鑠的老者打開門，當聽說我的來意之後，他先是警惕的看著我，但是隨後便露出了笑容，邀請我進去。被采訪的老兵叫范閑，今年已經九十高齡，他曾經是二十五師警衛團的士兵。這段諾曼底登陸的歷史，因爲受到美國的壓力，蔣介石一直要求他們封口，所以老人一開始才會警惕。不過隨著老兵不斷逝去，知道這段歷史的人已經不多了，所以老兵雖然違背了蔣公遺願，但是爲了不讓戰友的功績被埋沒，他才決定接受采訪。從他的口中，我才知道原來解密文獻中的那位第一個沖上海灘的WoodenClub Liou的真名叫劉肖博，外號劉大棒槌。在說起戰友的時候，老兵起先笑的很燦爛，他在回憶那個美好的歲月，而說到劉大棒槌的陣亡時，老兵老淚縱橫，泣不成聲。劉大棒槌是個憨厚的山東漢子，在瓦胡島訓練的時候和范閑老兵住上下鋪。因爲他的憨厚，士兵都喜歡拿他打趣，瓦胡島上的護士見到大棒槌憨態可掬的笑容，也常常掩面而笑。快樂的日子總是短暫。在那場著名的諾曼底登陸戰裏，劉大棒槌堅決要求打頭陣。大家都認爲這是十死無生的戰鬥，但是大棒槌還是一副憨態可掬的笑容，第一個沖上了灘頭，卻被飛來的炮彈炸倒。老兵沖下去，要將大棒槌扶上船，可是大棒槌已經不行了，只是笑著說“記得去看俺娘”。老人搖了搖頭，說“從諾曼底回來先是打日本人，接下來就是打TG，蔣公不忍中國人自相殘殺，來到臺灣，把TG封鎖在大陸四十年。等到七十年（民國紀年）党國不再封鎖大陸的時候，我去了大棒槌家鄉，才知道大棒槌的娘三十四年就過世了，他還有個相好，叫陳萍萍，在三反五反中因爲“通敵”被打成殘廢。在見到她的時候，她坐在一輛木頭輪椅上，腿上還蓋了一塊破舊的毯子，似乎是在爲傷腿遮風，似乎又在遮掩著那張殘腿。她得知大棒槌的死訊後什麽也沒說，只是眼神中的希望變成了失望，我也不知道說什麽，給了他五百美金就走了。”聽到這裏，我不禁悲從中來。采訪完之後，老人送我離開榮民村。在村口，老人依依不捨的向我揮手。在離開的路上，我在回味采訪老人時的每一個場景。不由得感慨老天對老兵真是不公，讓他離鄉背井六十餘年，讓英雄的事蹟埋沒了六十餘年，不過也許老兵又是幸運的，如果留在了大陸，他們會是怎樣的結局呢？ ...... 字裏行間的回憶依依不捨的離開了臺灣，下一站是弗吉尼亞，也就是“countryroad，takeme home”中描述的那片美麗土地，我們的目的是前往五角大樓，查閱解密的二戰資料。五角大樓如迷宮一般，工作人員帶著我到了檔案室。指著一個書架告訴我，上面就是要找的資料。翻開已經泛黃的檔案，歷史的厚重感撲面而來。一整天的時間裏，我都在查閱這些史料，幷且認真的做了筆記。通過史料，我得以知道一個個歷史的真相，一個個冷漠卻又觸目驚心的數字。五十二軍滿員兩萬九千一百三十七人，在諾曼底登陸戰中，殲敵四萬七千四百五十一人，自身陣亡一萬零二百五十人，傷九千五百二十七人，這是多麽輝煌的戰績。但是戰後，因爲國民黨內戰的失敗和杜魯門的震怒，這段歷史被封存。不過我還是感謝杜魯門，沒有將所有資料全部銷毀，卻留下了這一份檔案，供後人評述。檔案還記載，當時國民政府之所以調動五十二軍，就是因爲它強大的戰鬥力。但是五十二軍負責駐守雲南，保衛抗日的大後方，爲此，陳誠想了一個妙計，用一批新兵和五十二軍進行了掉包。爲了做到萬無一失，五十二軍的軍長和師長仍然呆在雲南，從其他部隊調來了一批新的少壯派軍官，包括軍長，也就是檔案中記載的Shir Wong，以及三位師長，和士兵一起遠赴重洋，前往瓦胡島。 ...... 年輕時的安吉麗娜是瓦胡島上人見人愛的美麗姑娘，一九四三年的時候，她才十八歲，剛從高中畢業，在亞歷山大醫院實習的時候，她結識了一位帥氣的中國軍官，幷且相愛。安吉麗娜只知道他來自遙遠的中國一個叫克拉瑪依的城市，大家都叫他“Shar”。而快樂的時間是短暫的，一年之後，這批中國軍隊就要前往諾曼底，出發的前一夜，安吉麗娜毫不猶豫的將自己獻給了“Shar”，他也將自己掛的玉佩拿下，送給她，告訴她，等戰爭結束了就來娶她。但是六十多年過去了，她的Shar卻始終沒有回來。老太太拿出那塊玉佩，那是一個紅山玉龍的圖案。老太太說，自己不會中文，所以她也不知道shar的中文名，他們的女兒就跟她姓。當女兒得知自己的身世之後，毫不猶豫的選擇了學習中文，按照父親姓的讀音，給自己取了個中國姓名。她拿出女兒的名片，我才發現上面有個很雅致的中文名“肖青璿”。老太太說，自己的女兒現在已經六十多歲，但仍然在中國的阿克賽欽地區一邊支教，一邊打聽“shar”的下落。我也答應老太太，回到中國之後，會幫助她尋找她的愛人。尾聲坐在瓦胡島雪白的沙灘上，翻開記事本，我的眼角濕潤了。還記得一位母親對她陣亡兒子所說的話，”對於世界，你只是一個普通的士兵，對于我，你卻是全部“，對於母親如此，對于戰友，對于愛人，又何嘗不是如此。逝者已去，唯望生者得安。遙望如血的殘陽，我在想，也許六十多年前，五十二軍的將士們就是在這裏操練演習。而今物是人非，他們所保衛的祖國也走上了另一條歧途。希望他們的在天之靈保佑中華，保佑所有熱愛民主和平的中華兒女。後記十天的時間，從北京到臺灣，到弗吉尼亞，夏威夷，再回到中國，跨越半個地球的旅程讓我心力交瘁。但是還是覺得很值得，因爲我始終相信歷史的真相是不會被抹去的。最後我想向史泰先生表示敬意，雖然由於語言和時間原因，他的文章中有不少錯誤，但是如果不是他嘗試著將英文文獻介紹給我們，我們不知道還要等到多久之後才會知道這段歷史。（看完，我也已淚流滿面——想起了宏偉殘酷的武漢會戰，淞滬會戰，台兒莊會戰等，參加遠征軍的國民軍英雄將士們，鄙視掩蓋歷史欺騙人民的天朝統治者，尊敬還原歷史的本文作者。）